余秋雨给学生们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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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昨天是上海戏剧学院65周年校庆，傍晚时分我到校园里，看到一个景象，傻傻地站立了很久。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整座教学楼的外墙上，强烈的白光滚动打出所有毕业生的名字。每个名字占一层楼的高度，两扇窗的长度，慢慢地从大楼的西端走向大楼的东端。有音乐伴送，不响，也不轻，听起来，像是固执的梦幻，又像是柔软的悲怆。大楼前草坪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多数是年轻的，也有年长的。天色渐渐暗了，大家已经互相看不清脸面，而大楼墙上滚动的名字却越来越明亮。草坪上放了一些摆着点心和饮品的长桌，但是谁也没有去动，也没有人说话，大家只是静静地抬头看着，像在观瞻一种让人屏息噤声的天文现象。

建校已经65年，这些名字中有很大一部分确实已经成了“天文现象”。但是谁都看出来了，如果删去这些名字，中国现代戏剧史、电影史和艺术史，都需要重写。这就难怪，写作了国歌的田汉先生平生还写了另外两首歌：《毕业歌》和《上海戏剧学院校歌》。

昨夜的天气有点冷，大楼墙上滚动出再有名的名字，草坪上的人群也没有惊叫和欢呼。由于专业原因，这个校园对于出名从来就不会惊讶。当然，也是由于专业原因，某些系科的成绩不表现为出名。例如奥运会、亚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造型总设计、服装总设计、形象总设计、灯光总设计，几乎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的毕业生。人们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却记住了那些气势恢宏的中国奇观。

昨夜我曾经轻声向左右两边询问：是谁想出了把全部毕业生的名字在教学大楼上滚动的点子？他们告诉我，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景观大师蔡国强。这个曾经让北京和上海的夜空一次次震撼中外的男子，也毕业于我们学院的舞台美术系。他几个月前回校，郑重地提出了这个建议。

突然，大楼墙上滚动出来的两个名字让我鼻子一酸。黎奕强，我二十五年前亲自从广西招来的学生，由于业绩优秀，毕业后已经升任为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和粤剧院院长，那次他忙到大年三十夜才驾车回老家过年，居然不小心与幼子一起殒落于悬崖绝壁。另一位是女学生黄见好，也是我亲自从广州招来的，毕业后以“伊妮”的笔名驰骋南国文坛，却不知何因突然失踪，二十年沓不可寻。时间隔了那么久，谁都忘了他们，但今天晚上，他们的名字那么鲜亮夺目地攀援在母校的高墙上缓缓移动。我想，这就是屈原写过的招魂典仪，云遮月掩，故园肃穆，他们回校了。有那么多同学的名字在旁扶持，有那么多学弟、学妹的目光在下仰望，他们回校了。仰望者中间，还有一位他们最熟悉的老师，我。在老师的眼睛里，谁也不会殒灭；在母校的记忆中，谁也不会失踪。

昨天晚上回校的人群中，我可算是资格最老的了。现在学院的院长是韩生教授，他的前任是荣广润教授，荣院长的前任是胡妙胜教授，而我，则是胡院长的前任，应该算是“老、老、老院长”了。因此，作为这封信收信人的你们，很多只能算是我“学生的学生”。昨天晚上我抬着头无数遍地看到了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却没有太多看到你们本人。你们都忙，我当然不会责怪你们。凡是长辈，总会让后代的名字一次次爬行在黑夜的思念中而不需要回应，昨夜的“长辈”，就是那幢大楼。但是，我非常希望在校庆七十周年的那天晚上见到你们。时间还有五年，这五年你们会怎么样呢？请记住，这是一个最需要精神价值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最需要真正艺术的时代，但是，恰恰又是最容易失去这一切的时代。周围有无数强大的力量逼迫你们似得反失，你们天天都会承受心灵的磨难和煎熬。对此，我要狠心说一句：你们宁肯去承受磨难和煎熬，也不要去混迹民粹文化和教条文化的大嬉闹。但愿到了五年后的那个晚上，当那么多名字再一次在大楼墙外滚动映出的时候，我们心中响起的音乐，不至于更加荒凉和悲怆。

我至今未曾上网，因此发出这封信也颇费转折。但是你们要找到我并不难，如果今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请让我知道。

余秋雨  

201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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