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二十三篇 致诸弟：唯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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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后，家中亦甚整齐，待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译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天收到二十七日的来信，非常高兴，因为信长而所写的事情处处详细明白。四弟七夕诗写得很好，我已将意见详细批注在诗的后面。以后多写诗也好，但要有志有恒，才能有所成就。我对于写诗也下了不少工夫，只恨现在没有像韩昌黎和苏轼、黄庭坚那样的人听我写诗吟诗。何况人事应酬太多，所以不经常写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无刻不敢忘记。

我们这些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进德就是指孝、悌、仁、义的品德；修业是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这两件事都由我做主，得进一尺，便是我自己的一尺；得进一寸，便是我自己的一寸。今天进一分德，就像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存了一分钱。德业共进，那么家业一天比一天兴旺。

至于富贵功名，都由天定，一点也不能自主。过去有一位官员有个门生是本省学政，专门管科举考试，这位官员就把自己的两个孙儿托付给他，拜门生为师。后来他的两个孙子在考试之前患了大病，到了科考又因为父母去世而不能缺孝，没有进学。几年后，两人才都入了学，其中大孙子还连中两榜。可见入学迟早、入学时间都是生前注定的。能不能尽力而为在于自己，能否考中就得听天由命，千万不可妄想。六弟的天分比诸位弟弟更高些，今年没有考中，也不要怨天尤人。正好现在可以将自己衡量一番，加强卧薪尝胆的工夫，千万不可因气愤而废弃学习。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很有道理，这很让我欣慰。自从把荆七派去以后，家里也很整齐，等率五回来后就知道了。《书》中说：“不是认识事物难，而是认识了去实行更难。”九弟所说的道理，也是我深有体会的，但为人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去像神一样。从此以后，我把九弟的话作为座右铭，时刻警告反省自己。季弟天性笃厚，正如四弟所说的，竟能如此快乐！让我告诉读书的方法和增进道德修养的途径，我写在另外的纸上。其他的就不多写了，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解读】

每个人读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进德与修业。

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激励自己去积极思考和做事，以求自己的不断进步。从“湘军首领”到“中兴功臣”，曾国藩可谓是成就了一生的事业。这与他的不断进取是息息相关的。这也体现了他的自我修养的能力。正如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们读书只为了两件事：一是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二是修习学业的事情，学习记忆诵读辞章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以自强自立。

由此可见，曾国藩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将“敬德修业”当做自己进步的基础。在他看来，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就必须要积极进取，没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难以成就大事。

一方面，曾国藩继承了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圣人”。另一方面，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但他又不拘泥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承宋朝陈亮“经世致用”之说，认为读书大则可以报国为民，小则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因此，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他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计较荣辱得失，而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因此，他认为读书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

如今，生活中有以读书为混文凭的人，以读书为混官的人，以读书为时髦、装饰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杜绝的，而应懂得：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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