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六十六篇 致九弟：以诚待人，伪亦能诚

一 封 信作文 网为您 提 供曾国藩家书 第六十六篇 致九弟：以诚待人，伪亦能诚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四日午刻萧大满、刘得二归，接二十八日来信，借悉一切。吉水击退大股援贼，三曲滩对岸之贼空壁宵遁，看来吉安之事尚易得手。

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贯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蛏蚌，祀事尚为诚敬。初一日，余与轩叔至三亩冲拜三舅婆八十一寿，抬盒一架，因接定二舅爹至腰里住五日。王大诚所借先大夫钱百千，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实属子过于母。澄弟与余商：“王氏父子太苦，宜焚券而蠲免之。”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检券发还，令元一每年量谷二石以养其祖，量谷二石一斗分济其叔。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一半余。

日内作报销（其折稿下次寄吉安）。大概规模折一件、片三件、交江西耆公代为附奏。兹由萧大满等手带至吉安，弟派妥人即日送江西省城，限五日送到。耆、龙、李三处并有信，接复信，专丁送家可也。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趋于诚矣。

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此亦军兴以来所仅见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诀。非独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弟理繁之才胜于迪庵，惟临敌恐不能如其镇静。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李云麟尚在吉安营否？其上我书，才识实超流辈，亦不免失之高亢。其弊与我略同。长沙官场，弟亦通信否？此等酬应自不可少，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余生平制行有似萧望之、盖宽饶一流人，常恐终蹈祸机，故教弟辈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黄子春丁外艰，大约年内回省，新任又不知何人。吾邑县运，如王、刘之没，可谓不振；迪庵之简放，可谓极盛。若能得一贤令尹来，则受福多矣。余身体平安。近日心血积亏，略似怔忡之象。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诸儿读书如常，无劳远注。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

咸丰十二月初六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四日午刻萧大满、刘得二回来，接弟二十八日来信，借以详悉一切。吉水我军击退大股援贼（注：指太平军），三曲滩对岸的贼兵也空营逃跑，看来吉安的战事还容易得手。

二十九日是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的共二十一堂。地方上的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贯三等都来了，吉公子孙外房也来了。办了五席海参、羊肉、蛏蚌。祭祀事务办得还算诚挚恭敬。初一日，我和轩叔到三亩冲给三舅婆拜八十一岁大寿，抬盒一架，因而接二舅爹至腰里住了五天。王大诚所借先大夫的一百千钱，从他那里每年收十石租已有十余年，收六石九斗租又已二十年，实属子钱已超过母钱的情况。澄弟和我商量说：“王氏父子太苦了，应焚烧借券予以蠲免。”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验券之后发还给他们，让元一每年称量二石稻谷奉养他的祖父，称量稻谷二石一斗周济他的叔父。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理一半有余。

近日内正作报销（这道奏折的稿子下次寄吉安）。大概的规模是包括奏折一件、附片三件、交给江西耆公代为附奏。现由萧大满等亲手带到吉安，弟派稳妥人即日送往江西省城，限五日内送到。耆、龙、李三处都有信，接回信后，派专丁送回家中即可。

左季高待弟极为关切，弟就应用真心相对，不可常心怀智术，或迎或拒。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我用真诚去对他，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

李迪庵新放浙江省方伯之任，这也是军兴以来仅见的事。他用兵得到一个“暇”字的诀窍。不但在平日里从容整理军务，就是新临战阵，也盘旋观察，仔细谨慎，坚定肃静，安心思虑。弟治理繁忙事务的才干超过迪庵，唯有临敌恐怕不能像他那样镇静。至于和官场来往，我们兄弟忧虑的是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怀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落落寡合。迪庵妙就妙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肚子里虽也怀着些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们兄弟则时时发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似，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永不发露。将来养得性情纯熟，身体也健康旺盛，子孙也受用，不要习惯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越浅薄。

李云麟还在吉安营中吗？他上次给我的书信，才干见识，实在超越一般人，但也不免失于高亢。他的弊病正和我大体相同。长沙的官场，弟也和那里通信吗？这种应酬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应当下力气矫正我的过失而另开门路。我生平行事好似萧望之、盖宽饶之类人物，常常害怕最终撞上祸机，所以教育弟弟行事要早走中允平和的一路，不要效仿我的褊狭。黄子春丁外艰，大约本年内可回省城，新任官员又不知是何许人。我县命运，如王、刘的死，可谓不振；迪庵的选放外任，又可谓极盛。如能得到一个贤明县令来县，则我县受福大了。我身体平安。近来心血连亏，有些像得心悸病的症状。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诸儿读书如常，无劳远注。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

咸丰十二月初六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弟弟说：“弟就应用真心相对，不可常心怀智术，或迎或拒。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我用真诚去对他，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从中体现了与人为善的观点。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说：“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说：“单凭我之善意给予他人，这种善行太有限，所以贵在博取众人的善意为善。他人有善，则拿过来得益于我；我有善，则给予他人来益人。连环相生，所以善意无穷，彼此通融，所以善的源头不枯竭。君臣之道，就在于此；学习儒家之道，也就在于此。”

由此看来，如果说孟子所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则变成了一个永不终结的过程。此外，曾国藩还把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之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

在古代，人们都十分懂得与人为善的道理，所以待人向来都是以善为怀，而不是妄加指责别人的不是。

唐朝大夫柳秕，为人正直，朝野闻名。在赴任泸州途中，经过渝州，一个官员的儿子慕名前来拜见。这个年轻人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习作，毕恭毕敬地请柳大人指教。柳大人认真读过以后，连声叫好，并希望该青年再接再厉，随时把作品拿来共勉，该青年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柳大夫的儿子恰好也在旁边，他悄悄问父亲：“那孩子写的东西简直是不堪入目，你怎么还表扬他呢？”柳大夫说：“这几年巴蜀一带多变故，土豪崛起，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这个青年出身贵族，却专心写作，有心向善，实在不容易。只要循循诱之，让他坚持下去，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一个正经人，少一个草贼。”儿子这才恍然大悟。

这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为了独善其身，喜欢猛烈攻击别人的不是，通过别人的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正确。这样的人，比无所事事的人更可怕。所以说，选择独善，一定要先学会与人为善。

与人为善是多方面的，真正的与人为善不仅仅是对人友好和善意的态度，也不是为了博得别人对自己的良好印象或获取别人的回报，而是从心里真实地流露，为自己缔造一个真实的内心世界，为他人创造一个和谐宽容的空间，打造一个融洽丰富的人际环境。所谓“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几乎所有善都是相互的，所有恶也都是相互的。

在曾国藩看来，唯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菜根谭》中也说：“抱朴守拙，涉世之道。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这就是说：一个刚踏入社会的人阅历虽然短浅，但所受世俗的不良影响也较少；一个饱经世故的人固然阅历深广，但其阴谋诡计等恶习也随之增加。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与其圆滑世故，不如诚实淳朴；与其谨慎小心，不如无拘无束，豁达大度。

譬如说，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曾国藩为人朴实诚恳，而左宗棠恃才傲物，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第一次出兵，在靖港失败，投水自尽没有成功，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看见他如此颓废，不但不安慰他，反而责备他说国势并没有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求死则是不义之举。曾国藩心里十分愤怒，但他还是忍住没有说一句话。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得知家中母亲去世。从江西瑞州营中归乡奔丧，左宗棠则指责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实在是太不应该。加上湖南那些官员都随声附和，让曾国藩十分失望。尽管如此，第二年，曾国藩路过长沙的时候，仍然去左宗棠那里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表表谦虚之意。

咸丰十年，左宗棠因为接济军饷有功，曾国藩在皇上面前保举了他。但因为左宗棠的性情刚直，不久就因樊燮事件而几乎要传至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后经骆秉章、胡林翼、肃顺等人进言，才草草了结。这时候左宗棠为了避锋芒，就来到了曾国藩的驻地，而曾国藩也早就耳闻他现在的处境，于是热情款待了他，与他促膝交谈。后来，又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知晓军机。现在正需人才之际，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此后三年中，曾国藩四次奏保左宗棠，使他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成为封疆大吏。

这些都体现了曾国藩的真诚对人和宽大的心胸。也正是因为他这种高尚的品格才使他一生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像曾国藩一样诚实正直的人，在古代也有许多。如春秋时期，有个名叫董狐的晋国史官，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因为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他搜刮民财，乱收赋税，让大臣赵盾十分不满。几次劝诫，晋灵公都不听，还派人暗杀赵盾。幸亏赵盾武艺高强，才勉强逃了出来。从此，赵盾被迫逃亡到国外。后来，赵盾的一个亲戚找了个机会杀死了晋灵公，为赵盾报了仇，并且立了新的国君，重新把在国外避难的赵盾接了回来，官复原职。

根据古代的观点，君主再昏庸也是不能杀的，臣下杀君主更是不忠不义的表现。所以对于以前的这段历史，谁也不想承担杀君的罪名。于是赵盾就想看一看，董狐究竟是如何记录这件事的。一天，赵盾把董狐叫来，看了有关于自己的史书记载，十分生气，责怪董狐不该把杀晋灵公的事件怪罪在自己头上，便让他修改。

而董狐严肃地说：“作为一个史官，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史书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诚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对后人的欺骗。你让我为了个人私利去改写史书，这是我做不到的。丢个脑袋，是件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听了董狐的一番话，赵盾被打动了。他没再说什么，并且以后也不曾为难过董狐。董狐这种不畏强权，坚持诚实的职业精神，一直被后代的史官当做楷模。

如今，社会上的人大多步入了社交的误区。将圆滑世故称为“成熟”，将谨慎小心称为“稳重”。与人拉关系，玩心理战术，满脸笑容，刻意奉承，对别人的错误视若无睹，不直言相谏，做所谓的老好人，故作深沉，小心谨慎……这跟古人的正人君子的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古人认为一个君子，就应该诚实淳朴，胸怀坦荡，敢于谏言，豁达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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