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六十七篇 致沅、季弟：愿以劳谦廉三字自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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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沅、季弟左右：

帐篷即日赶办，大约五月可解六营，六月再解六营，使新勇略得却暑也。抬小枪之药，与大炮之药，此间并无分别，亦未制造两种药。以后定每月解药三万斤至弟处，当不致更有缺乏。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其老营十六可到。到即派往芜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虚。

雪琴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公、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沣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所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篷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矣。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且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

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悯可敬。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曾国藩

【译文】

沅、季弟左右：

帐篷今天赶制，大约五月份可送去六个营的，六月份再送去六个营的，以使新营的兵勇可以稍微去暑。抬小枪的药，与大炮的药，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区别，这里也没制造两种药。今后定期每个月向弟弟那里送去三万斤药，应该不至于再缺乏了。王可升十四日回省城，他的老营十六日可以到达。到了以后马上派他去芜湖，以免使南岸中部空虚。

雪琴与沅弟的矛盾已经较深，难以在短期内融洽。沅弟批评雪琴的话，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的地方。弟弟说雪琴声色俱厉。眼睛能看见千里之外，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眉睫，声音笑貌拒绝别人，往往是不能自见，不能自知。雪琴之厉，在于雪琴不自知；沅之声色，恐怕开始也不是不厉，只是不自知。曾记得在咸丰七年冬天，我责备骆公、文、耆对我刻薄，温甫则说：“兄的面色，常给人以难堪。”又记得咸丰十一年春天，树堂深深地责备张沣山骄傲不敬，我对树堂说他的面色也能拒人千里之外。观两件事，沅弟面色的严厉，是不是像我和树堂那样不自觉呢？

我们家眼下处在鼎盛时期，我身居将相之位，沅弟统领近两万人，季弟统领四五千人，近世以来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几家？近半年来，沅弟七次拜受皇恩，近世以来像弟弟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我们家也是月盈之时了。管子说：斗斛满了由人来减损它，人满由天减损他。我说天之减损是无形的，仍然借人的手来减损。霍氏盈满，魏相减损他，宣帝减损他；诸葛恪盈满，孙峻减损他，吴主减损他。等他人来减损，后悔已经晚了。我们家刚刚丰盈，不要等天来削弱自己，别人来削弱自己，我与各位弟弟应当设法先自己削弱自己。

自己削弱自己的方法是什么？也不外乎清、慎、勤三个字而已。我最近将清字改成了廉字，将慎字改成了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更加明白浅显，实在有可以下手之处。沅弟在去年取给银钱时没有很好斟酌，朋辈对你进行了讥讽菲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去年冬天买犁头嘴、栗子山，我也很不以为然。以后不应该再妄取分毫，不要寄钱回家，不要多赠亲族，这是在廉字上下功夫。谦字的内涵外人不可知，但谦字的外表之意应有四点：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请示，直接招了三千人，这是其他统领绝对做不到的，在弟弟那里还算能成事，也算顺手。但弟弟每次来信，索要帐篷弹药等物，经常有许多讥讽的话，不平之词，给你的兄长写信是这样，你给别人写的信更可知其用词不当了。沅弟的仆从随员很有气焰，面色言语方面与人接触时是什么样子，我没能看到，但申夫 曾对我说过去年你的仆从对他说话的语气，使我至今感到遗憾。以后应在这四点上严加克服，这是在谦字上下功夫。每天临睡时，要默默地数一下本日有几件事操心，有几件事费力，这样就会知道你为国家办的事不多，而更要努力去做。这是在劳字上下功夫。

我因为名位太重，经常怕祖宗留下的福分被我一人享尽了，所以时常用劳、谦、廉三个字警戒自己，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三字自警，并且以此自责，约束自己。

湖州于初三那天失守了，可悯可敬。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解读】

在儒家的思想中，“廉”是官吏的德行表现之一，也是强调的重要政治道德。儒家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中，廉是唯一的对官吏的道德要求。后来人们将“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精神支柱。

对此，宋代名臣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官吏只有廉洁奉公，才能作为民众的表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为国家民众服务；相反，若贪赃枉法，则不仅不能服务社会，反而会成为民众的盗贼。清代刘锡鸿说：“忠诚勇毅之才由廉耻出耳，廉则聪明不蔽以贪欲，而体事之心专；耻则位置不安于卑庸，而赴事之力奋。”明朝清官海瑞说：“公生明，廉生威。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

事实如此，廉是官吏德行的基础和根本。人民喜欢清廉的官员，如萧何、包拯、岳飞、寇准，等等；最恨贪官，如潘仁美、秦桧、魏忠贤、和珅等。皇帝也喜欢清廉的大臣，因为这样的臣子用着才放心。所以，为官者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为国家做事，不谋取丝毫利益，公正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利，这样才能永远国泰民安。

曾国藩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官升二品，可谓飞黄腾达。但是他一生从不认为自己的地位显耀，杜绝升官发财的意识。

三十余岁就已官至二品，不可谓不显赫，但他却不以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为人生目的；相反，他发誓做官不为财。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不贪财、不失信、那么鬼服神钦，到处受人敬重。而身为一个官员，如果做到如此不贪财来示范下属，那么必然也会令下属所佩服和敬仰，这也是以此报答皇上的厚恩。

同时，曾国藩做官多年，对于官气的蔓延也有深刻认识：他认为一个人做官久了，如果不在修养上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必然会产生一种骄傲和奢靡的情绪。所以他一生常常反省自己，告诫自己一切都要以俭为原则，也以“俭”字教人，告诫家人在吃穿方面都要有所收敛，而生怕享受太过，将以折福。

尤其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官封一等侯爵，曾国荃官封一等伯爵。当时，满臣以倭仁为首，汉臣以曾国藩为首，可见他的权位之高。但是他依旧是以“廉洁”为做官原则，不贪钱，不爱财，勤俭朴实，实在令人钦佩。

中国古代，人们都崇尚“知行合一”的观念，这也是儒学中的经世之学。这里所强调的“行”就是实践的意思。《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是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意是说把力行看做君子的一个标志。告诫人们，看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就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

曾国藩则继承了这个传统重行的思想，他一生主张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行之，办事“宜就所当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这在他一生中各方面的成就上都有所体现。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而他之所以取得许多事情的成功，也正和他做事必须躬亲有关。

对于这一点，清朝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从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慢安逸，则内心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风正与躁，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在曾国藩看来，理论和实践一定要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从而弥补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如果只知死读书，读死书，那就真成了“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的。

为官从政更是如此，如果不知行合一，只知瞎指挥，不切实际，通常就会劳民伤财，事倍而功半。凡事只有亲自实践方知艰辛。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这里，曾国藩所强调的意思是时常锻炼的重要，常用则灵活不受窒碍，不用就容易荒废懈怠。这正如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诗所写：“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为有上游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一方池塘才能流动灵活，不至于成为一汪死水。

同样，人也一样，心灵也需要不断输入新的知识信息，才不至于死板而不知变通。常常思考运作，心思才能细腻周到。反之，即使再聪明的人，终究也会被掩盖他的天才成分。

北宋著名文学家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叫《伤仲永》，文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金溪县有个孩子叫方仲永，家里祖祖辈辈以耕田为生。仲永长到五岁时，忽然有一天哭闹着要笔墨纸砚，父亲感到惊奇，就向邻居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提笔写了四句诗，并署上自己的名字，那四句诗是以奉养父母、团结族人为内容的。此诗传给全乡秀才观看，都说好诗。自此以后，人们出题目叫他作诗，他马上就能写出来，诗的文采和情理都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县里的人也感到惊奇，有人宴请他的父亲，也有人出钱叫仲永作诗。仲永的父亲感到这里边有利可图，便每天领着儿子到处拜见县里的人，却不让儿子再去学习。

王安石听说这事已经很久了。一次，他在舅舅家见到了方仲永。那时方仲永已是十二三岁的人了，叫他作诗，才发现并非自己所听到的那样。又过了七年，王安石再次来到舅舅家里，问起仲永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他的才能已经没有了，跟普通人完全一样了。”

由此看来，人如果不时常锻炼，必定会停滞不前。天赋的聪慧是有的，但天赋的聪慧并不等于才能。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有天赋的人放弃学习和后天教育，则天赋消失。无天赋的人，只要儿时努力刻苦攻读，注重后天教育，照样可以成才。

仲永的天赋是这样的优越尚且会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那么，现今那些天赋并不聪明、本来就很平常的人，如果不让自己身心愈加磨炼变得强健和硬朗，那么岂不更落后于人了吗？

此外，曾国藩还创“五到”之说，内容如下：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首先要能将情势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事、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总之，曾国藩一生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能在官场中以廉洁自称，都是因为他坚持以“劳、谦、廉”三字作为行为准则而赢得的。时至今日，我们也应以此为榜样做一个勤劳、谦虚、廉洁的人，这样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日后定能成为曾国藩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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