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七十篇 致九弟：带兵治军要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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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请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营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

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行有余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诫教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吾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殒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吊丧。余无他事，顺问近好。兄国藩草。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回来。收到你的信，然后知道了一切。确定湘营已经来到了三曲滩，其营中的军官成章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你可以与他联系。

你在信中说你的兴趣不在这里，所以干起来索然无味。你万万不可有这样的思想，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倾其全部的精力，从一而终。不能见异思迁，这山望着那山高。一个人做事没有恒心，就会一生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我就一直缺乏恒心，现在想来实在是受害不小。在做翰林的时候，应该专心练习诗字，我却喜欢去看其他的书籍而分了心。在读性理书的时候，又掺杂写诗文，走了岔路。在六部的时候，我又不全心去研究公事。而去外面带兵，又不能竭力专心地致力军事，反而去读书写字，乱了本意，到最后落个一事无成，就拿治理水军的事来说吧，也是半途而废，你应该以此为戒。

既然现在你在带兵，你定要专一心思，找到带兵的规律，早晚不息，白天想的，夜里梦的，除了带兵的事，你一律不管。不能既想读书，又想中举，还想做州、县之官，以致思绪万千，毫无头绪，犯了与我相同的错误，百事无一成，后悔则晚矣。

带兵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要体察人才，整顿军规，其次才是讲究战守策略。《得胜歌》中所讲，必须全部做到。至于口粮，你则不要太过忧虑，也不要总是催促。你们驻扎湖北、湖南一带，每个月已有六千，又得江西两三千，处境已经是很好了。李希庵十二日到家来说，迪庵想资助你饷银一万两。我所管辖的浙江盐局也可余一万五千两放在江西省。昨天盐局派专人来探望，我叫他们交藩库当做军饷，将来这笔钱也可以考虑给你，不过你不要特意去要。

既然饷银的事解决了，那你就应把精力都放在前面所说的几件事情上，如再有多余的精力，就去联络一下各营，招待一下各方绅士。身体虽虚弱，但不要太过于爱惜，精神是愈用愈多而阳气也是愈提愈盛。白天做的事多，晚上才能睡得香。你如果有了爱惜精力的想法，做事犹豫，没有生气就会一事无成的。之所以说这些，就是因为你的那句“兴味索然”，才想起提醒你要切实提防。

你一定要好好学学李迪庵，做事循序渐进。等过了八九个月你就会尝到甜处的，我这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恒心，现在老了就不得不把教训告诉你们了。

邓先生的品德和学问都很好，甲三的八股文也有了进步，亦山也在请邓先生批改文章。亦山教书严肃认真，大家都很尊重他，我家与他们开玩笑成了习惯，明年我如果在家一定把以前对两位先生的态度改掉。

下游的镇江和瓜洲在同一天被收复，金陵也会在这几天被收复。厚庵被任命为福建提督去了金陵，并且还准他专折奏事。估计九江在这个月内也会被收复。军事的行动大概在吉安、福建等府结束，希望你尽力而为吧。这件事由我开始，由你完成，对你我是寄予厚望并满怀信心的。如果有客气的成分掺杂就会因此而放弃原来的志向,不能为我争气了。营中哨队那些人还那么意志不坚定吗？下次再谈此事，家中一切都好。望你十四日前来县城吊丧。我没有别的事情了，顺便问好。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

【解读】

治军打仗，需要有良好的战争策略，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一个军营中如果主帅没有一个规范的治军方法，那么军队就会像一盘散沙，没有纪律、没有斗志，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中必败。

所以说，带兵治军必须要有良好的思想作为指导，才能对战争局势有所把握。纵观曾国藩一生带兵打仗，他可谓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理学家。他的治军方略深受儒学的影响，其治军的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主张“仁”、“礼”为治军之源；第二，“忠”、“信”为行军打仗之本；第三，“训”与“练”是兼施之法，也就是说训营规，训家规，练技艺，练阵法，协调军队内外的各种关系，使将士和士兵齐心合力。

曾国藩从湘军创立的开始，就主张以一支“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的新式武装，以此来与勇猛善战的太平军抗衡。他这样做，不仅是要将湘军武装起来，而且还考虑到怎样才能把那些缺乏作战经验，又没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乡间农夫变成英勇善战的武装队伍。对此，曾国藩是这样做的：首先，他对这些农夫进行思想教育，告诉他们军队的职务就是保家卫国，而让他们自愿参军；其次，他每天训练士兵，加强他们的战斗素质、培养他们勇敢的战场气魄；第三，他一直劝诫士兵要团结一心，并且还协调军队的内外关系。这样就提升了军队的凝聚力。

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一介儒生治军，他的湘军又以“义师”自称，所以在湘军刚开始作战的时候，他就在军营中颁布了讨伐太平天国的号令。并声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然而，太平天国的爆发，让数千年的礼仪人伦、诗书典则都毁为一旦。这让他感受到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谈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他创建湘军，立志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由此而打出“勤王卫道”的旗号，把战争作为维护君主统治和纲常名教这一政治目的的工具，并希望取得胜利。

但是，如何才能取得镇压运动的胜利？在曾国藩看来，这就必须练就一支强悍的队伍，而且这支队伍也必须是有思想的军队，并以“赫然愤怒以卫吾道”为宗旨，成为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他治军时，把对湘军将士进行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

第一，主张“仁”、“礼”为治军之源。曾国藩作为理学家，所奉承的是程朱理学，但是由于鸦片战争后，世态发生变化，所以他的理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曾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他的这种把“经济”之学归纳到理学研讨范畴，体现了时代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曾国藩注重经世之学的基本态度。因此，他的眼光并没有像一般迂腐的理学家那样主张“静”，追求空洞的理学，而是把它转到治国的“经济”学上。

我们都知道，“仁”、“礼”是孔孟思想体系的核心。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而“仁”、“礼”有许多种解释，但落实到行为上，强调的只是“忠恕”、“孝悌”、“智勇”、上下名分、尊卑贵贱等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最主要的是指向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曾国藩就是源于这种儒家的思想，所以主张治军也要以“仁”、“礼”为宗旨。在他看来，“守是二者”，也可以治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即“仁”之本即“孝悌”，提倡“以仁存心”，是要人们以“孝悌”自守，而自守“孝悌”的真正目的则在于消除“犯上作乱”的现象发生。

至于“礼”，曾国藩治军提倡“以礼存心”，从湘军本身来说，强调以礼治军，能够使士兵“慎语言，敬尊长”，服从统兵将官的指挥；另外以礼治军其目的就是要澄清被太平天国“扫地荡尽”、令“孔孟痛哭于九泉”的社会风气，即“克己复礼为仁”。这样，“仁”与“礼”一样，所以他自称：“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的话，深服其言，书诸座佑，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

此外，为了使招募来的朴实农夫更好地接受“仁”、“礼”的说教，曾国藩还提出“独仗忠信为行军之本”这个比较通俗的治军主张。“忠”就是指下对上的行为标准，大则忠于国家、君主；小则忠于直接的上级，即“忠君尊上”的道理。“信”是指做人的诚信，也是诚实。曾国藩对湘军官兵强调“忠”、“信”的思想，其意是要求他们要忠诚于封建国家与君主，培养湘军“忠君尊上”的政治素质。

为了树立良好的军风，曾国藩又提出“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的思想。因为他知道军队风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强弱。所以他说：“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这种“奸伪相吞”、“畏难避害”的恶劣风气也波及到旧绿营军队。“而我们国家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醇，真意荡然。”其意是告诫士兵，正逢战乱的年代，有许多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危，而不顾国家的存活，这种风气十分恶劣，而我们国家军营中有五十多万人，这费用又怎能不计划用之，如今国家大难，却没有一人能够拿出一些来供应，这都是官员心机太重，没有朴实的品质。这种恶劣风气是军队中必须避免的。

在这里，曾国藩所指出的“朴”主要在于人的本质。而且，在他看来，“朴”的另一意是“拙”，“拙”就是少心窍，不会圆滑取巧。而“诚”，曾国藩认为要“以诚为本”，推己及人，倡成一时风气。只要怀有“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这种“诚”的推崇，看来有些理想化，但是他却巧妙地把它外化为对湘军将士的具体要求。譬如他训诫官兵说：“诚”，即实也，“实者，不欺之谓也”，而“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这是说，他既要求统兵将官多说几句“正语实语”，以期形成一种“敦朴之气”，又要求官兵士卒均能“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而且他还强调将官士兵之间“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彼此“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他还对自己的将领总结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希望能以“诚”字作为团结湘军官兵的凝固剂。

曾国藩还知道，旧绿营军队的不可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兵少有“廉耻”之心。对将官来说，“重者虚名冒饷，贪污中饱；轻者克扣军粮，以肥私囊”；对兵士来说，则“懦于遇贼而勇于扰民”。军队中如果没有整肃的纪律，那么平时会扰害百姓，战时就像一盘散沙，不可能有战斗力。而行军作战最忌讳的就是统兵不能服众，指挥不灵，士兵不听号令，敢于犯上，这样的军队一旦遭到劲敌，自然要作鸟兽散，失去强悍的战斗力。因此，他以严格的等级制度，明确上下名分和尊卑贵贱。强调上可治下，下不得犯上，尤其主张治军要严，“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拒，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认为只有治军严明，“振之凶猛”，使士兵“以敬畏长官为第一义”，才能在战争中保证对军令的服从。

对于军令的严格，古代许多名将都在此处十分下工夫。例如：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在其所著的《练兵实纪》中曾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惟皇建极，以率诸侯，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即如织锦者，千丝万缕，为经为纬，一丝乱不得。况将领统驭千军万马，纵横进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谁肯甘当诛戮，莫敢仰视乎？孔子论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则上下相安，臂指相使，莫敢有违，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这些所说的都是“军礼”。在曾国藩看来，整个封建纲常礼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从小处而言，湘军中大帅辖统领，统领管分统，分统制营官，营官统哨官，哨官领兵卒……层层管辖，辨等而后明威。他的得意门生非常推崇他的治军方法，并认为他所制定的营制营规，博稽古法，辨等明威，他的军礼庶几近之。

总之，曾国藩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思想意识，才能够将湘军训练成一支忠于国家君主并能为国效命的新式军队。要知道，当时太平天国起义是以“拜上帝教”为号召，动员穷苦的民众起来反抗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但是曾国藩正是抓住了这一局势的发展宣扬这种起义与国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相违背，而号召人们起来镇压，这自然就引起了许多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他最终组建起了一支有文化有思想的队伍。

湘军队伍建立后，曾国藩又治军得法，所以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在训练将兵的过程中，一贯主张宜用“守约”的办法。“守约”在理论上源自于理学家的修身养性之方。但曾国藩却认为：治军，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里的“大处着眼”是指“以忠诚为天下倡”，“小处下手”则是简单明了的“训”、“练”兼施之法。

曾国藩把这种“训”和“练”的治军方法结合起来，认为：“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也有两项内容，一项叫练技艺，另一项叫练阵法。

第一，“训营规”。这是说军队中要点名、演操、巡更、放哨，这是将领教兵勇的营规。对于湘军的营规，曾国藩明确规定有以下七条：

（一）五更三点必须起床，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傍晚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每月四五次。

（七）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从这七条军中规定来看，一天里有两次点名、站墙子、看演操、查巡更、派放哨等。这些都是曾国藩训练将兵的独特治军方法。虽然每天的训练都像是例行公事，但是可以通过营、哨官的亲自督促，建立和加强统兵的威严，有利于上下之间的节制，到临阵之际，才能收得指挥自如之效。在曾国藩看来，“‘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只有抱定“勤”的宗旨，才能锻炼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从平时小处下手，严加督促，从中培养兵士听号令和劳苦的性格，这对于提高湘军的战斗力自然有一定功效。

第二，“训家规”。曾国藩从创建湘军那一天起，在理念上就把湘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他把训家规与训营规看得一样重要，这是他治军的一大特点。

曾国藩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在他看来治军与治家是有必然联系的，应以父兄管子弟之心来管理湘军。所以，他主张治军必须“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让官兵时时以子弟之礼躬事父兄之命，形成类似家长式的统治，从而充分体现了湘军的私家武装性质。

曾国藩还常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他在给他的同僚信中也明确指出：“治军‘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可见他对训营规、训家规的重视。

所谓军中的“练”，首先是练技艺。曾国藩说：“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其次是“练阵法”。“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练技艺”和“练阵法”，这两种练法曾国藩在《陆军得胜歌》和“皆习戚氏（戚继光）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期行伍不乱”中，都有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带兵治军总要得法，这是军队必胜的关键因素。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湘军迅速变成一个太平军最强劲的对手，无非就是因为他独特的治军思想和治军方法。所以说，无论是为国打仗还是建国立业，我们都要懂得人必须要有明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并且能够付诸实际行动，在行动中找到可行的办法措施，这样才能对于我们所遇到的困境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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