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八十三篇 致泽儿：责任重大，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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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字谕纪泽儿：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来禀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诸凡顺遂，至以为慰。

此间军事如恒。徽州解围后贼退不远，亦未再来犯。左中丞进攻遂安，以为攻严州保衢州之计。鲍春霆顿兵青阳，近未开仗。满叔在三峡收降卒三千人，编成四营。沅叔初七日至汉口，十五后当可抵皖。李希帅初九日至安庆，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礼堂进攻庐州，贼坚守不出。上海屡次被贼扑犯，洋人助守，尚幸无恙。

余身体平安。今岁间能成寐，为近年所仅见。惟怪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

今年县考在何时？鸿儿赴考，须请寅师往送。寅师父子一切盘费，皆我家供应也。共需若干，尔付信来，由营寄来。

七十侄女于归，寄去银百两、褂料一件并裹裙料一件。尔所需笔墨等件付回，照单查收。

此信并呈澄叔一阅，不另具。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我在二月十三收到了你在正月二十三寄来的信，同时还接到了你澄侯叔的一封信，从信中知道家中五宅都平安，二女儿在正月二十办的喜事也很顺利，我感到特别的欣慰。

这里的战事一如往日。徽州的困难被解除后，敌人并未彻底撤退，而是在不远的地界窥视，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犯。左中丞攻打遂安，并用这个计策来攻打严州保住衢州。鲍春霆驻扎青阳，那里并无战事。你满叔在三峡收编降敌三千人，编成了四个营。你沅叔在初七到达汉口，十五日后就可到达安徽。李希帅初九到达安庆，三月初到达六安州。多礼堂攻打庐州，敌人只守不攻，上海已经多次遭到敌人的攻击，幸亏有洋人的帮助，目前还没有危险。

我身体没什么事。今年也能睡着了，这样的情况在这几年是很少见到的。只是心中总觉得自己承恩太厚，责任太重，时刻都处在危机之中。知心朋友中有些有知识的人也替我分担，但还得靠自己。因此必须时刻谨慎，事事小心。

今年何时举行县考？鸿儿若要去，一定要请寅师送他。寅师父子路途上所要用的一切费用，都由我来出。要多少钱，你来信告诉我，我从营中寄去。

七十侄女出嫁，我寄去纹银百两，一件褂料，一件裙料。你所需要的笔墨等东西我也一起寄去了，你到时查收吧。

你把这封信给澄叔看看，我就不再另写了。涤生手示。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解读】

做领袖就要有领袖的气度和胸怀。该放弃的要放弃，该担当的要担当。曾国藩之所以能领导群雄，并非他有超人的智力和非凡的能力，而是因为他有敢于承担责任的气度。尤其是当属下遇到困难的时候，更要为其分忧，给别人解决了一次困难，就有可能得到一生的报答。

刘邦从来不固执己见，有一定的自责之心。他入关时，便欲居秦宫室，本来事已大功告成，但一听樊哙、张良之劝，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本来已听信郦生之说，刻就了封六国后人之印，一听张良反对有理，又立即放弃；本来打算通缉季布，听夏侯婴之劝，而命季布为大臣。对此，苏东坡的评论最有见地，他说：“刻印销印，仅同儿戏，何曾累高祖之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

西汉十二年，刘邦治相国萧何罪，事后向萧何检讨道：“相国为民请愿，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这是何等的胸襟气度。司马迁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而刘邦本人以不德自责自居，正是有这样一种自省谦虚的态度，才使得汉朝的早期统治者能够避免蹈秦亡之覆辙，对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政策也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一名领袖，就该为事情的结果负责。你对责任认真，责任也同样会对你认真。除了带给你尊重、机会外，还给你带来人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或者是错过承担责任机会的人，会对你心存感激，你可能已赢得了他们对你的信任，你的团队可能更牢固，你的事情可能做得比别人更顺、更好。

《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担当敢为，不避利害，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所以他成就了事业，成为了人们爱戴的领袖。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下属施以恩惠，使下属自觉地将自己与长官联为一体。让下属感到自己的行为既是对自己负责，更主要的是对长官负责。

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长官对下属施威则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下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在主要是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长官负责,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施恩要颇有讲究，施得巧妙，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即是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长官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避害获利。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这种推功揽罪是一种罕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二是揽罪法。揽罪法以长官引咎自责为特征。揽罪法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方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长官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长官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对下属的治理。

由此看出，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还要巧妙地对下属施以恩惠，如果手下犯了错误，不该直接进行严厉的惩罚，而应找出其中原因，进行说服教育，让属下吸取教训，而惩罚只是一个引以为戒的警示而已，这样一个人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才能有许多人才为之倾心尽力，使事业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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