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八十九篇 致诸弟：为政不可骄奢淫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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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廿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廿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霈）到鄂相会。是日又奏廿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酉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到鄂，初十日，彭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

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射，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西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译文】

澄、温、沅、季四位兄弟：

二十五日我派胡二等人往家里送信，告诉大家收复武汉的喜讯，二十七日战争已经彻底取得胜利。初一制台杨慰农已到湖北与我会师，我们烧掉襄河里的敌船，初七那天我们三路进军，当天晚上杨载福、彭玉麟等人率领水师六十多条船前往下游剿敌。初九在湖北我们接到了前次谢恩信的朱批。初十，彭四、刘四他们来到军营，带来了三路进剿武汉的朱批。

在十一日收复武汉的报告送上去之后，又接到了朱批和宫廷寄来的谕旨，我被任命为湖北巡抚，赏戴花翎。我想现在我还在为母亲守孝，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官职。如果我接受了，那么两年来我努力所做到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博取高官美职似的，将来我又怎么去面对长眠于地下的母亲呢？怎么去见家乡父老呢？我自己是不会心安的！因此，我决定上书皇上表明我的心意，相信几位弟弟也会同意我这样做吧。

自古以来，求取功名的人都不会名垂千古。我以一个在任官员的名义，招募兵员，制造船舰，做出了一番事业，一时名声在外。大家都希望自己名声大噪，又有几个像我一样不喜好声名的呢？现在我有了美名，所以就一定有人名声不美，和他们一对比，真是难为情，因此我只能谨慎谦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骄傲。如果我能够倚仗皇上的威望和福祉，尽快将江西省内的敌兵消灭，我就可以上报朝廷请求回到老家侍奉父亲，改葬母亲。多则三年，少则一年，这样也可以使我的心稍稍得到一点安慰，就是不知道皇上是否会答应我这样做？

几位弟弟在家，最重要的是教导后辈要做到“勤”、“敬”二字。我在外面有了权势，家里的子侄很容易因此而骄傲和放荡起来。可以说，“骄”和“佚”，足以能毁掉整个家业。所以，请几位弟弟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让后辈远离“骄”、“佚”，这十分重要。

罗罗山已经在十二日出发了，智亭在十三日出发，我在十五六日也要出发，向东挺进，别的就不说了。代我向父亲、叔父问好！祝万福金安。

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认为，为政不可骄傲奢靡。所以他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走出了“官本位”的思维定性。

在古代，“官”是一个高尚的称呼：处理国家公务者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有云：“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就是“为公”。

如今，“官本位”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理论上说，“官”的实质是“公仆”，官是“权、责、利”的统一，但许多人却只看到“权”与“利”，把“官位”、“职务”当做资本、特权、福利。所有人都清楚，权力虽然不是印钞机，但它时常能变出钱来。于是顺理成章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权力=金钱”，这个畸形的等式在社会上像货币一样流通着，成为时代的一种潜规则。

所以说，“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

李乔的《清代官场百态》中就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富商捐了个知府，皇帝问他：‘既然经商可以致富，你又何必捐官呢？’富商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经商获利虽多，但终不如做官获利优厚，而且当商人也不如当官体面。’”可见，做官早已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福利”了。一个人当了官、有了权，不仅是多了顶“乌纱帽”，还能带来方方面面的有形的，抑或无形的利益。于是人人都想当官，“官本位”思想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要知道，“官本位”是助长用人腐败的，我们应该杜绝这种风气光明磊落做人，清廉做官，这才是对后世子孙的殷殷教诲与期望。

靠官发财，是许多人的“金点子”，但曾国藩却拒绝这种方式，并认为这是可耻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你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史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流传百世的诗文。他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如今，生活中我们也随处可见那些当官后，因为贪污而受到惩罚的官员。有的官员贪污的数额高达几亿，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可过着再繁华的日子，终究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最终从一个高官变为一个罪人，从富贵到贫穷，甚至失去了终身的自由。这便是做官发财的下场。

发财致富，是人类本能的欲望之一。追求发财本身并非罪恶，个人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都要以财富的增值为重要条件。但是要知道，“做官发财”这一观念一旦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就会成为阻碍我们健康发展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所以，我们做人要正直，为官要清廉，必须根除这种“做官发财”的意识，才能使自己在官场官运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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