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 第九十七篇 致泽儿：构怨太多将毁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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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字谕纪泽儿：

正月初四日专人送信并书箱之式回家。旋于初六日自周家口起行，至十五日抵徐州府。一路平安，惟初十日阻雪一天，余均按程行走。定于十九日接印。官员中自李少泉宫保而下，至大小文武各员，皆愿我久于斯任，不再疏辞；江南士民闻亦望之如岁。自问素无德政，不知何以众心归向若此？

沅叔劾官相之事，此间平日相知者如少荃、雨生、眉生皆不以为然，其疏者亦复同辞。闻京师物论亦深责沅叔而共恕官相，八旗颇有恨者(雨生云然)。尔当时何以全不谏阻？顷见邸抄，官相处分当不甚要，而沅叔构怨颇多，将来仕途易逢荆棘矣。

曾文煜尚未到营，而尔交彼带来之信却已先到。近两旬未接尔信，殊深悬系。嗣后除专勇接信外，须另写两次交李中丞排递来营。每月三信，不可再少。信中须详写几句，如长沙风气如何，吾县及吾都风俗如何，尔与何人交好，凡本家亲邻近状，皆宜述及，以慰远怀。此信呈澄叔一阅。涤生手示（徐州考棚）。

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正月初四那天，我派专人送信和书箱图样回家。初六在周家口起行，十五日到达徐州府。这一路上还算平安，只是初十下了一场大雪，耽误了一天，其他时间都到达了行程所指定的目的地。我决定十九日接印。官员中从李少泉宫保到下层文武各官，都希望我能长时间做此官，不要再上奏辞职了。江南的绅士百姓听说这事之后，也都很希望我能回任江督。我自问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能热爱到如此程度？

对于你沅叔参劾官相的事，平日相好的官员如李鸿章、丁日昌、金安清等人，都认为这事不妥，关系疏远的人，也都是同样的看法。听说京师舆论也深责沅甫而宽恕官相，八旗中对沅甫更是怀恨在心(据丁日昌所言)。你当时为何不提出建议，阻止你沅叔的行为呢？刚看到邸报，对官相的处分不是很严重，麻烦的是你沅叔在官场构怨太多了，他将来仕途必定是荆棘铺路了。

曾文煜还没来到军营，但你交由他带来的信却已经提前收到。最近都没接到你的来信，我心里很是放心不下，天天牵挂。以后除了派兵勇专人接送信外，你还要另写两次交给李中丞，由排筏转递送到军营来。这样就能达到每月三封信了，不能再少了。信中要详写几句，如长沙的风气民意怎么样，我县和我乡的风气民意又有什么变化，以及你与何人交往等等。只要是本家亲邻的近况，都要尽多告诉我，以宽慰我身在远方的牵挂之意。这信可先交由澄叔一阅。涤生手示（徐州考棚）。

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

【解读】

俗话说，官场如战场，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座山。或许你的一句直言，就与人结了怨，那么你就会时刻受到别人的阻碍，甚至还会遭到灾祸。所以说，不论做官还是与人相处都要时刻谨记：不与别人结怨为最好的处世方法。

《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晋书.汝南王亮等传赞》：“构怨连祸，递遭非命。”这都是因为与人结怨而导致灾祸的例子。

曾国藩在长沙的时候，设立了一个名叫“审案局”的机构。只要是全省刑事案件，或者是与土匪勾结的案件，都会拿到他这里来审。进了这个地方，只有三种处理结果：第一，就地正法；第二，鞭刑，然后收监；第三种，查无实据，放人。所以，湖南省各府州县，只要有人举报说，某人是土匪，或者某人通匪，他就会去抓这些人。

其实，抓人的权力，实际应该是地方治安的权力。而曾国藩作为团练大臣，本应该不干涉这些事情，而且从职权范围上来说，也属于越俎代庖，更因为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利益关系。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如果两家或一些家族之间因为某事而结了怨，那么彼此都会用各种方式去报复的。比如，甲为了陷害乙，于是编造一个理由说他与匪勾结，于是告到官府，官府根据调查，知道乙没有通匪。但是，既然已经到了官府，要想脱身，就必须拿出一些钱财来给官府，让自己脱身。

还有一种真正通匪的人，即使被人告到官府，只要他们有足够的钱来贿赂官员，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脱身。这里并不是说地方官员都是为此而诈骗钱财的，而是有些机构的设置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在地方官和人民之间，有种人叫“胥吏”，他是直接与人民接触，为地方官负责。而这种人就会趁着办理公务而获得利益。所以只要是有案件，他们就会从中捞取一把。尤其是在战争的年代，有些人更是直接向他们提供经济利益。

然而，自从曾国藩办上这个审案局，那些地方官员根本就从中捞取不到利益，所以对曾国藩十分怨恨。于是各府州县联手通过各种渠道反映给上层管理者巡抚，历数曾国藩对地方的蔑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各府的发言还是很受巡抚重视的，既然地方反映普遍都不好，巡抚自然就对曾国藩有了偏见。由此曾国藩又得罪了巡抚。

此外，曾国藩因为杀了许多湖南的“土匪”而与人结怨。当时，有个名叫仓景恬的知府，曾写了一个回忆录，里面记载着：曾国藩的审案局，因为一个案子，错杀了4个人。那是个冤案，他放走了坏人，伤害了好人。而且曾国藩在一个月内，竟然杀了200人，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认为他是滥杀无辜。因此很多人都与他为敌。

在当时那种官场社会，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习惯了安于现状，他们认为，不去逼民，很多事情就不会酿成大祸，如果逼民逼得太紧，那么民众就会闹事。一旦闹事，上面就会怪罪下来，严重点，就会闹到朝廷，皇帝要是发起脾气，那可能就会性命难保。所以他们对于那些通匪的人，就不太管理，只要是不直接造反，那么事情就不会严重，他们就能稳坐泰山。

可曾国藩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去“剿贼”，那么，如果民众卖东西给“贼寇”，这就是通匪，我必须得制止。无论你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县，只要是有通匪的迹象，我就把你们都抓起来进行严办。这样一来，激怒了一些土匪，还有些人本不是土匪，也因为怕曾国藩给他扣个土匪的罪名而被杀掉，于是许多人就一起联手造起反来，在湖南的官场，攻击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但是由于曾国藩有钦命在身，圣旨是让他“团练乡民”，也就是说练新军，然后还有“搜查土匪”，他有这个权力，审案局就是干这个的。因此，大家也没有办法立即对曾国藩进行报复，所以只能等待机会。

曾国藩察觉到，自己的身边无形中多了许多敌人，但是他为了忠于朝廷，依然对有罪之人进行严惩，与此同时，他也懂得以大局为重，尽量不与人结怨。

曾国藩练军的时候，除了罗泽南、王鑫的湘乡勇士之外，手下还有一个叫塔齐布的人，他是满族人，一个低级军官。他原本是绿营里面的，也就是说，他是国家正规军队里面的，但是曾国藩把他借调到手下，让他招募湘西、宝庆、郴州等处农民，组成辰勇、宝勇，让他训练。

当时有个湖南提督，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军分区司令员，名叫鲍起豹，驻所在长沙，他对曾国藩这么做十分不满意。塔齐布练军，十分认真，而且也很严格，而那些正规军，也就是提督辖下的绿营兵，根本就不操练，也无人管，战斗力相当差。相比之下，就有了是非。舆论中，人们都觉得湘军好，这话传到鲍起豹那儿，惹火了他。在他看来，这明显是蔑视他们；还有就是湘军的工资比绿营的高。就连一个普通士兵也比他的月薪高出40%左右，这让他心里更加不平衡，于是，两个军队的人总是有矛盾和冲突。

那时候，士兵闲暇的时候喜欢赌钱，于是湘军和绿营认识的士兵就聚在一起开始赌钱，因为口角双方打了起来，结果是湘军士兵打了绿营兵。鲍起豹知道后，就把湘军的人抓了过去，进行处罚。曾国藩也无奈，因为是手下打伤了人，而且又是因为赌博，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属下被打。还有一次，湘军在坪上操练，同时绿营兵也在操练，两边是公用场地，湘军不小心一枪打着绿营的一个勤务兵。鲍起豹要求曾国藩必须将那个走火的士兵找出来，捆到绿营来，打上三百军棍。曾国藩明知三百棍的严重性，至少可以将人打残。可是鲍起豹如此蛮横，又不讲道理，团练毕竟不是国家承认的军队，现在伤及正规军，自然得按照民人袭击军人的法例进行处罚。他再次无奈，将士兵送了过去。

不仅如此，就连曾国藩的亲兵，绿营也敢打。有时候，他的亲兵要送文件到城楼上，每次进去都要被绿营兵辱骂殴打，虽然不会被打得很重，但这事儿对曾国藩来说是极具侮辱性的。直到有一天，又是湘军和绿营兵赌钱，这次是绿营兵撒泼，杀死了人。曾国藩总算有机会为自己出口气了。他也学鲍起豹前几次的做法，要求他把士兵送过来，要进行处罚。而依法处置，就是死罪。在曾国藩看来，鲍起豹也会乖乖地将士兵送来让自己处罚。可没想到的是，在将那个士兵送来的同时，后面的绿营兵也过来了。并且众人齐声喊：“看他如何处置这个士兵。”看到这种局势，曾国藩知道如果将士兵杀了，那么绿营兵一定会暴动。而不杀呢，自己又如何树起军威。

这时候，他想，隔壁就是湖南巡抚的官署，于是就去找骆秉章求救。骆秉章听到曾国藩的阐述后，也觉得事情很棘手，并答应他，只能帮助劝说他们，让士兵先回去。而对于那个士兵只能先放了。无奈下，曾国藩将士兵放了。但是这对他来说是件十分屈辱的事情，他心想：我堂堂二品朝廷大员、钦差团练大臣，竟然要屈服于他们的压力，举起白旗投降，这很窝火。曾国藩内心十分不甘。一次，他同湖南几个好朋友，还有以前在北京做官的同事，一起谈心，说及此事，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便集体给他想了三个办法，即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举发”，即告御状，将这些事情写清楚，告到北京，检举这个事情；中策就是“相持”，即先不举发，一有机会还是要继续斗，但到时候的斗争力度、频次都要加大；下策就是“忍走”，也就是说让他忍下这口气，离开长沙。

思前想后，曾国藩认为，上策，如果是将事情向皇上反映，绿营兵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包括提督，也有问题，那么要皇上亲自来裁决，再加上北京的关系网替他说话，肯定能赢。

而中策，为了这次屈辱，必须要继续跟他斗，不能服输，不能松劲。但是在曾国藩看来，这是件很无聊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自己来湖南，主要任务是练军，如今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练军上，却总想着与人斗争，这很不像话，所以他觉得中策不行。这样看来，可行的方案，似乎只有上策。但是，曾国藩又觉得，即使告赢又如何呢，告赢一次，还有下次，恩怨纠结，不得宁日啊。想来想去，他觉得长沙已经容不得自己了，又想到与人已经结下那么多的恩怨，不如就干脆选择下策：走人。

当朋友知道曾国藩选择下策后，都很失望。但是曾国藩却认为，构怨太多只能自毁前途，所以从长远来看，他选择了离开，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懦弱，而是他的一种为人的大气。因为他知道，与人结怨太多，将不利于自己，而且处处都会受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与这些人计较。

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与人相处的道理，而处处与人结怨，只会让自己身败名裂。刘备就曾因此而失去大好时机。

刘备是一个势力单薄的寒族人士，为了光复汉室，他先后投靠公孙赞、陶谦、袁绍、曹操、刘表，但都没有找到自己真正能够建功立业的地方，无奈只能是到处流浪。后来，他得到诸葛亮之后，凭借“隆中对”的政策，才终于实现建国的志向。

诸葛亮是个聪明而有学问的谋士，在他看来，蜀汉在当时三国之中，面积最小，国力最弱，地薄民少。蜀汉所处之处荒凉，只有四川平原和江汉平原是粮仓，可资国力。蜀汉需要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蜀汉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命令一位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就是说，诸葛亮的计划是两路兵马，克复中原。

按照诸葛亮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占领荆州，进而建国。然而他的周密计划却因为关羽的疏忽失去荆州而打破局面，为此，诸葛亮只能拼死来保全大局。要知道，刘备夺取益州后，并没有夺取汉中，而是与东吴开始争夺江南三郡，这样便与孙权结下了恩怨。随后他又命令关羽北伐，结果因为关羽刚愎自用，小看东吴最后败给了东吴，失去了麦城。

由此可见，刘备为一时冲动与孙权开始结怨，又失去了与东吴的联盟。在与东吴的交战中，又失去了荆州，从而也就失去了一个粮仓，这也就是失去了东线进入中原之途。结果，士兵筋疲力尽，元气大伤，蜀汉因此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实力。

所以说，作为今人，我们一定要以刘备为戒，学习曾国藩这种为官的大度，在生活中尽量不要与人结怨，这样就会让自己在奋斗事业的过程中，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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